这家书店里，走出了三位革命烈士
沈华坤
在余姚阳明古镇，有一家浙江百年“老字号”——普文明书局。始创于1909年的普文明书局，不仅店名带有“普及文明新风”的深意，也曾是当时爱国青年的聚集地。这家书店里，有3位店员成为革命烈士，还有一位店员，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如今，这家百年“老字号”借国潮和文创的东风，再次和游客见面。出售介绍姚江文化、阳明文化的特色书籍及各类文创产品，也是游客接受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场所。
百年老店
普文明书局，1909年由邵循南（前清秀才）在其表弟汤震甫协助下创办，位于虞宦街火弄口，委派堂弟邵成法为经理。1924年普文明书局股东会改组，邵成法的儿子邵子传接任经理。姜枝先是邵子传的表兄，于是聘请姜枝先担任普文明书局会计。邵子传与余姚早期的中共党员楼适夷、郭静唐、杨贤江等有交往，时常来普文明书局相聚，议论国家大事，讨论革命道理。姜枝先参与他们的活动，深受他们的影响，开始参加革命。
后邵子传另有他就，由姜枝先接任经理。在姜枝先的主持下，经营项目均有扩张，除书籍、文具、百货之外，还兼营针织、广货。同时另辟橱窗，专售左翼作家作品，吸引无数读者前来阅读、购买，普文明书局拥有了一群庞大的进步青年读者，书局也因此打上“红色”印记，被地方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。 1941年4月余姚沦陷，普文明书局为深表民族大义，卸下招牌，停止营业。期间，姜枝先在抗战后方与人合伙成立兴利贸易商行，“辅以经济战略，支持抗战，抵制敌伪”。待抗战胜利回来，普文明书局已被一家布店占用，原书局对面也开办了建成公司，经销教育等用品，与普文明书局类似。建成公司当面严厉警告普文明书局是红色书店，不允许重开。姜枝先去上海与老股东商量，多数主张复业，特别是在上海的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同志，更积极鼓励，要求普文明书局尽快复业，继续作为地下联络站，于是添资3600元复业。刚开业，突被当局借故贴上封条，当时有司法界友人指点，把这封条拍成照片向法院控告。在商界友人支持下，经过交涉调解，才撕去封条开业。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同志经常派人来普文明书局，联系募集资金、筹集军粮等事宜，直至余姚解放。
1956年普文明书局关闭，相隔60余年，这家百年老店2020年由“85”后余姚青年甘赐杰在城区阳明古镇再次开办，挂牌营业。
革命星火
普文明书局有3位店员为革命牺牲：陈树谷烈士、汪文元烈士、黄佐尘烈士。陈树谷烈士曾是普文明书局店员，上虞人。抗战时任中共上虞县工委书记、苏中解放区江都县宣传部部长和高邮县二区党委副书记，1943年在日伪“扫荡”时牺牲。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上海沦陷。陈树谷和一批旅沪青年响应党的号召，回乡发起成立“上虞县各界青年救亡协会”，不仅创办了《抗日救亡报》、会刊《涛声》，还组建了演讲队、壁报队、歌咏队和活报剧队，深入全县各地开展巡回宣传。一时间，抗战的歌声随处可闻，抗战的标语随处可见，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。但也因此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惮，宣传团被迫解散。陈树谷转而又在后郭小学办起自学班，组织学习《大众哲学》《政治经济学》等。谁料，不到半月，又被叫停。
1938年初，陈树谷受自学班部分骨干委托，秘密到嵊县（今嵊州），通过中共嵊县县工委，找到了党的关系。同年2月，中共浙江省工委委员、组织部部长邢子陶前来了解上虞抗日情况，又考察了陈树谷等人的表现后，介绍他们入党。不久后，中共上虞县后郭支部正式建立。由此，上虞党组织在时隔12年之后，终于又重新点燃了曾由中共上虞独立支部（由叶天底等8人于1926年在丰惠谢桥创立）栽下的红色火种，也意味着上虞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有了共产党的领导。同年5月，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成立，这也是上虞历史上第一个党的县级领导机构。陈树谷首任县工委书记。
1940年春夏之交，国民党当局撕下“全面抗战”的假面具，上虞县的顽固势力也遥相呼应。陈树谷首当其冲，被开除出队，政工队也被勒令解散。为保存党的力量，他又受命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，接受政治训练，并改名为陈特平。
1941年1月4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。之后，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，又突遭包围袭击。其中陈树谷率领的特务团九连，给了顽军以迎头痛击，但最终因寡不敌众，他的右腿中弹负伤，不幸被俘，关押在上饶集中营。
在集中营的5个多月里，陈树谷一面经受着严刑拷打，一面想方设法逃离虎口。后来，通过观察，他钻进一半在墙外一半在墙内的粪缸，翻出围墙，涉过城河终得逃脱，又历时一个月半，才回到了300公里外的上虞。见到骨瘦如柴、头发又长又乱的儿子，家中母亲心痛万分。养伤半月后，他又怕母亲担心，以去上海工作为由，再次离家，辗转来到苏中解放区。
1942年下半年，陈树谷调任江苏高邮县二区区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后，很快投入了工作——以日伪据点林立的张家庄为重点，开辟边区，扩大根据地。期间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克服人地生疏的困难，先后采取政治攻势和反伪化、反征粮、保夏收等斗争，掐断敌伪粮草和经费，逼其撤离，效果明显。而到12月，日伪军又变换手段，设立税卡，收税收捐，老百姓深受其害。陈树谷带队夜闯税务所夺枪。不料，其中一人逃脱，引来了足足两个排的伪军，中途又遇便衣队，陈树谷不幸再次中弹被俘，最终于1944年1月8日被活埋在一块麦地里。
当晚，老百姓远远听到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打倒汉奸卖国贼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铿锵声音。一个多月后，即2月12日，张家庄解放第二天，群众帮助找到了陈树谷的遗体，就地召开了追悼大会，重新安葬立碑，上书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大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地政府和群众又将他的就义所在地命名为特平乡（今特平村），并重建墓碑，永志怀念。
汪文元烈士，曾任普文明书局学徒、店员，梁弄人。中共党员，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姚南办事处副主任，在日伪“清乡”时牺牲。
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时，汪文元打起背包，告别亲友，随队出发。正要上船渡江之际，时任南山县（后改姚虞县）负责人并兼顾余上县工作的朱之光同志，根据组织决定留下坚持斗争，他同时通知汪文元及另外一位同志黄爱云，要他们也留守下来，一起坚持地下工作。他俩服从组织决定，立即转身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，回到了梁弄。
1946年6月26日，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《停战协定》，致使全面内战爆发。国民党军队大肆发动对根据地的围剿，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，梁弄陷入腥风血雨之中。浙保绥靖公署的郑小隐坐镇梁弄，展开了大规模的“清乡运动”，几乎每天都有革命志士遇害。在这阴云笼罩之中，汪文元没有退却，他凭着人熟地熟和机智聪明，深山为家，峻岭寻食，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，联络革命力量，伺机开展工作。
汪文元的共产党员身份，在当地是公开的。他的工作有多出色，敌人对他就有多仇恨，自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清乡围剿的重点对象。他们日日夜夜监视守候着晓岭街汪记面店，但守不到他们想要的对象。
汪记面店后门的秀房弄内，居住着原汪伪政府军的团长马其良。此人早就把汪文元视作眼中钉肉中刺。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，更是认为报复的时机到了。他花言巧语诱骗到了汪文元在上虞下管的隐蔽地址，向国民党当局告了密。国民党派人化装找到汪文元，谎称他母亲病重，想见儿子。汪文元是个孝子，得知母亲病重，便翻山越岭匆匆赶来，期望利用夜色见上母亲一面，不料掉入了陷阱。汪文元踏进家门只擦了把脸，就被蹲守在门外的国民党浙保队逮捕了。母亲抱着年仅十岁的孙女璇屏，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五花大绑，禁不住号啕大哭。街坊邻居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，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，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陪着汪文元的老母和幼女，流着同情的眼泪，目送着汪文元离去。
被捕的当晚，汪文元关押在梁弄镇警察署，也在晓岭街上，与他家相距不到200米。这区区200米，就是从人间到地狱的距离！警署是井字形的旧式平房，两边的厢房，一边是牢房，一边是刑讯房。在提审时，汪文元平静地承认，自己就是共产党员。其他的共产党员很多，但我不会告诉你们，有本事，你们就自己扣吧。
汪文元细眉修目，一介书生模样，没想到在文弱的外表里面，是钢铁般的意志。敌人软硬兼施拿出各种手段，但毫无结果。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拿了一张空白的纸过来，让汪文元写自首书，甚至只要签个名就可以了。汪文元依然毫不为所动。整整一夜，敌人一无所得。 第二天，女儿汪璇屏去牢里送饭，见到憔悴的父亲，不禁哭了起来。汪文元抚摸着女儿的头，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温和地告诉女儿，“爸爸没事，你要听奶奶的话，好好读书”。这让少不懂事的十岁孩童经受了生离与死别！
被捕后，党组织曾多方营救，社会民主进步人士也纷纷提出交涉，甚至控告国民党政府当局侵犯人权，但都没有成功。国民党政府知道共产党在梁弄有扎实的群众基础，唯恐不测，很快便把外公等人转移到了晓云村，后来又转移到白鹿村。转移关押期间，审讯不断，汪文元仍然只字未吐，国民党捞不到丁点有用的东西，黔驴技穷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
8月7日，敌人把汪文元和同时被捕的黄爱云转解到燕窝村紫龙庙。三十多里的山路，到达时已是傍晚时分。这是一个仅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偏僻小村，周围是大片大片的竹林。晚上七时左右，天已经擦黑，汪文元和黄爱云被反绑在毛竹上，敌人再次拿出了白纸让他们签字。汪文元和黄爱云坚决拒绝了，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们的胸部，热血染红了这片竹林和草地。
枪杀汪文元后，国民党反动派还不解恨，转而迫害烈士的家人，年迈的母亲黄氏和妻子徐鸣铮，以共匪家属的名义被关押了起来。好心的街坊邻居联名具保，保释了黄氏。黄氏获释后，把仇恨埋在心里，默默地守着家，与年幼的孙女相依为命，直至把孙女培养成人。而徐鸣铮则被逐出了梁弄，被逐出后，徐鸣铮继承丈夫的遗志，加入了革命队伍南征北战，解放后，她依靠组织，想方设法找到并镇压了当年杀害汪文元的刽子手，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。
黄爱云烈士，曾任普文明书局会计，梁弄人。中共党员，四明山浙东根据地梁弄商会负责人兼少先队长。在日伪“清乡”时牺牲。
黄爱云，又名黄佐尘，幼年丧母。他启蒙于梁弄私塾，后去正蒙学校就读，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。18岁到余姚普文明书局学做生意，结识进步青年，读进步书刊。不久离开书店，回到家中承担家庭生活重担。1942年，梁弄成为抗日革命根据地。黄爱云投入抗日洪流。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，他积极参加“姚南秋收委员会”的工作，联合工商界，募金、发行抗币，支援前线抗日。
1945年10月，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，他与汪文元等同志遵照党组织决定，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。三五支队北撤后，梁弄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中，黄爱云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打入国民党内部，利用做抄写员职务获取敌人机密情报，送到地下联络站。他的举动，很快引起敌人注意，一次，从山里送完情报回家，就被国民党抓走，关在镇警察署。在那里，受尽各种严刑拷打，为保护同志，他视死如归，从不吐露半点秘密。1946年8月7日，黄爱云和汪文元两同志被押往燕窝乡紫龙庙，捆绑于毛竹上，被敌人枪击而壮烈牺牲，时年36岁。
毛主席亲自关怀他入党
1938年10月30日，毛泽东亲笔给柳夷写了回信，在他的关怀下，柳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信的全文如下：
柳夷同志：
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，今天才复你，不知对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？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？我因忙，积累至今才复，对你不起！
你的意思是恳切的，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，你的表现够上了入党资格，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，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，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，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。此事解决办法，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，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。如尚不能解决，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处。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，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。最后告你的，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。
此复。并致 敬礼！
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
柳夷，原名陆鸿鹄，慈溪市宗汉街道二塘新村（原属余姚县云漾乡二塘头漾山路村）人，1913年7月23日（农历6月20日）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他3岁丧父，一家4口（寡母、姐、哥），生活清苦。1925年由堂兄陆鸿图（气象学家，曾任职于紫金山天文台。1949年，受蒋介石胁逼去台湾）介绍，到余姚普文明书局当学徒，拜书店经理姜枝先为业师。
1937年抗战爆发，大批革命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同年10月，经党组织介绍，柳夷奔赴延安。1937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，1938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第一支队政治教育干事。是年8月，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，要求解决申请入党时遇到的困难。当时，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，正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并且正在筹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，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，运筹帷幄，日理万机。1938年10月30日，毛泽东亲笔给柳夷写了回信，在他的关怀下，柳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柳夷1938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第一支队政治教育干事。1942年至1943年在八路军一纵队南进支队和五纵队三支队、新四军四师九旅任干部教育股长、教导员、党总支书记，1944年至1945年在淮北军分区泗宿纵队、泗宿独立团任政治处主任，参加过邳雎铜二帝庙、淮北张小圩、朱家港等战斗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1946年至1949年任新四军（华中军区）九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、华东军区二纵队宣传科长、二纵队14团政治处主任、五师14团副政委、五师13团政委，二十一军62师184团政治委员，七兵团教导团政治委员等职，参加了胶济、昌南、益林、淮海、渡江等战役，为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至1952年任浙江军区干部学校教育长、华东军政大学浙江分校政治部主任、浙江省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。 1952年至1965年任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、部长，海军政治部秘书长、《人民海军报》社长兼总编。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，1960年6月晋升为大校军衔，1965年至1983年任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，1983年8月按正军职离休，1996年4月10日在上海病逝，享年84岁。
毛泽东同志给柳夷的信，不仅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侧面，更深刻体现了党的领袖与普通干部之间同志式的平等关系、实事求是的组织原则和严谨审慎的工作作风。在全面抗日战争进行一年多的历史关头，这封信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组织指导价值。
